柯律格研讨班系列第三期:从公共空间到世界空间 

学术主持:柯律格 

时间:91 14:00-17:00

地点: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大街甲59号文化大厦20层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

活动免费,请识别以下二维码预约报名



OCAT研究中心2019年的年度讲座中,柯律格提出用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来考察20世纪上半叶中国艺术史上的三个跨国瞬间,不仅构成了现代主义和现代性去欧美中心化在中国艺术史领域的再尝试,同时也提出了一种艺术史学史方向上的主张:避免艺术史研究对象选择和以此为基础的历史书写呈现机械化。面向艺术史的跨国研究,本期研讨班选取公共空间世界空间两个看待跨国连接的视角,将二者并行潜入三个历史案例及一个历史化的当代案例中,意在强调艺术交流中连接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在两种视角的张力之间迫使我们反观公共世界各自侧重的焦点,以及它们当下的现实意义。

 

作为现代性的重要条件之一,公共空间建立在媒介和信息的大规模自我复制,以及物、人和观念的迅速流动之上。抽象地来说,这一流动性使得人们对于空间的想象不再受制于地理上的邻接性,空间(space)从而不仅区别于地方(place),还能够整合一系列地理上断裂(disjunctive)的地方,以连接性(connectivity的面貌将它们连贯地呈现于人们的想象中。全球范围内,商品的流通、个体的游历和迁移、出版物对于信息的大规模迅速扩散将这一连接性上升至一个可强烈感受的层面,将艺术史的课题一面推向世界博览会等显而易见的跨国的空间,另一面又深入到展览等一系列公共活动背后潜藏的跨国因素。

 

在概念谱系的层面,公共空间与公众想象、公共性等一系列相关语汇缠绕在民族国家的理论话语之中,使得公共空间尽管突破地理邻接的禁锢,却转而服从于国家边界的准则。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单位展开的艺术史跨国研究,往往将人或物的跨国流动禁锢在以国家为载体的研究对象之中,进而,交流和影响停留在一国与他国、或几国间输入或输出的单向流动,而非多国间历时的交互。显然,公共空间与民族国家概念上的胶着造成了一种理论负重,让它无法充分描述现实层面中人、物和观念频繁跨越边界的多向流动,及其应运而生的复杂性。

 

作为一种观念,世界主义缺乏固定的谱系,它未在任何话语中得到过系统阐释,并依附于多样的历史实践,指向过去各种超越本土的思考和行事方式。在此基础上,由各类经验实体汇聚而成的世界空间以其弹性的定义和多样化的构成与公共空间相互补充。它帮助研究将视角带离固定的区域或国家范围,追溯流动本身。在本次讨论中,宫廷画像、木刻展览、文化名流的葬礼和书店的建筑形式因此迈出本身的语境,加入了跨国语境,以及两者间的互动、协商。

 

多元导向同样带来一种史学史的反思,迫使我们重审当下艺术史书写中对象选择的标准。什么样的艺术是中国艺术?用欧美现代主义的媒介创作中国传统的山水画,或用中国的水墨创作现代都市题材的作品,又或者说中国艺术家在英国创作的英国乡村题材的现代派油画,这些是否在中国艺术史的研究范畴?以上提问的意义正是在于认清没有一种纯粹的中国艺术。正是因为这样,我们需要在艺术史研究中引入世界主义的视角,用其跨越边界和多样化价值的取向,帮助我们重新看到历史上一些边缘个体或群体发挥能动性的尝试。同时必须指出,当下的全球现实依然由民族国家和其对应的边界构成,世界主义不以另一种普世的姿态寻求与民族国家进行对抗,而在边界之间寻求与其共存,这对我们应对当下的形势也有实在的现实意义。

 

研讨班流程

14:00-16:00

 

发言人:董丽慧(北京大学博士后)

发言题目:《慈禧/观音/圣母:1904年中国皇太后的三种形象》

 

发言人:艾姝(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后)

发言题目:《1935年全国木刻联合展之木刻史叙事框架的起源、展现与影响》

 

发言人:蔡涛(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

发言题目:《鲁迅葬礼中的沙飞和司徒乔:兼论战前中国现代艺术的媒介竞争现象》

 

发言人:杨之彦(芝加哥大学博士候选人)

发言题目:《实验何为?1996-1997, 张永和在北京—— 初探实验建筑的宣言》

 

16:00-17:00

 

圆桌讨论

学术主持人:柯律格

对话嘉宾:董丽慧、艾姝、蔡涛、杨之彦


发言题目简介


董丽慧:《慈禧/观音/圣母:1904年中国皇太后的三种形象》


统治者肖像的公开展示和收藏,是始自古波斯和古希腊的传统,在西方社会长期存在,今天在世界各地也已十分常见。但是,在中国,对统治者肖像的占有和展示逐渐成为统治合法性的象征,近千年来,长期被禁止逾出宫廷。而这个禁忌在中国的终结,正是始于20世纪初慈禧肖像的公开。庚子之变后,布面油画和摄影作为西洋媒介,更是第一次被应用到中国统治者肖像的制作中。1904年,正值慈禧70大寿之际,其油画像送至美国世博会美国馆展出,而同在世博会的中国馆,展出了一架题名《圣母皇太后》的圣母子桌屏。与此同时,在国内,慈禧正将其扮观音手卷赏赐近臣,而慈禧扮观音的照片也在上海的报刊上公开售卖。本次发言即针对1904年现身国内外公众视野的三种中国皇太后形象,对其中涉及的性别和宗教问题、以及跨国利益合作与较量进行分析,探讨20世纪初以中国统治者形象为代表的中国国家形象的现代尝试及其国际语境。


艾姝:《1935年全国木刻联合展之木刻史叙事框架的起源、展现与影响》 

 

1935年,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以展品呈现了古今中外的叙事框架,并影响到同年的广州现代版画研究会第二回半年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兴版画运动中对木刻史的多次书写,也往往潜藏着古今中外的模式。此框架,将时间与空间以卡尔·瑞贝卡指出的全球历时性的时空秩序的方式交织。其最早的中文范本来自于1929年鲁迅《近代木刻选·1》之小引。但这个范本有日本文献的出处,即旭正秀的《创作版画的制法》。
为推进新兴版画运动的发展,1935年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组织者对古今中外的木刻史框架采取了扬的处理。采用了类似展览结构的广州现代版画研究会成员更展开相应的理论研究实践,以多篇文章传播、引领了当时新兴木刻创作潮流的转变,即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普遍模仿西方木刻艺术风格的潮流转到有意识地挖掘中国传统木刻中可体现民族精神的元素。他们通过比较世界各国的版画艺术,在中国民间木刻中寻到了独特的新兴木刻发展方向。在此转变过程中,木刻史的世界性为塑造具有中国的民族性的现代木刻艺术而服务。

 

蔡涛:《鲁迅葬礼中的沙飞和司徒乔:兼论战前中国现代艺术的媒介竞争现象》 

 

1936年的鲁迅葬礼是一个充满了各种不稳定因素的历史现场,各种艺术媒介的混杂和竞争的关系,在此显得尤为突出。我们很难寻找到一个可以替代的美术史事件,来考察抗战之前中国美术界发生的结构性的转承变化——在葬礼现场逐渐成型的跨媒介公共艺术展演模式,抗战之后被发展为全局性、体制化的艺术宣传战,并进而向新中国的政治宣传模式递进。在沙飞和司徒乔等人展开艺术实践的这个特殊现场,一位混血的策展人陈依范(Jack Chen)正极力游说中国的年轻艺术家们转向他所信奉的苏联模式——也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形态,这恰恰对应了走在战争危机边缘的全球范围内艺术价值观的重大转向。陈依范的现身说法,对沙飞及其周边的年轻中国艺术家们给以了无比强烈的刺激。而陈依范此时接受苏联官方委托正在企划的中国现代美术展览会(其后更顺延至欧美巡展),以及与陈氏有着密切联系的世界反法西斯阵营,都给包括沙飞在内的中国左翼艺术家们以一个切实的国际反战同盟的实践和想象空间。

 

杨之彦:《实验何为?1996-1997, 张永和在北京——初探实验建筑的宣言》

 

空间这个概念在20世纪中国建筑史上既熟悉又陌生。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论建筑的实践活动还是话语建构中都未将空间放在主要位置,而是优先考察形式,风格,结构等更为可见的元素。这一局面在八十年代开始慢慢开始发生转变。其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张永和于1996年结束了15年左右在美国留学工作生活回到北京,以体制外建筑师的身份开始将北京作为其实践和思考的出发点。学界一般将以他为中心的年轻一辈建筑师们在接下来的十年期间的建筑活动称为实验建筑
本文尝试通过比照阅读张永和在19961997年间的一个建成项目(北京席殊书屋)和一篇建筑宣言(《坠入空间》)来考察中国当代建筑里以空间为核心的实验以及其背后所蕴含的跨文化价值取向。并通过其个体在全球化语境里的移动来思考实验在建筑领域里具体的面向,包括与其他媒介之间的互动,对理论的诠释和挪用,以及宣言作为一个场域(site)自身所具有可读性,公共性和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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